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和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变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统计思想也空前活跃，对后来中国统计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管仲的统计思想

　　管仲（?一公元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少年时经商，公元前685年开始辅佐齐桓公，被任命为卿，尊称“仲父”。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有《管子》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传世。虽然多系后人托名于他的著作，但仍能反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并且在不少的篇章中还反映了他的统计思想与实践。

　　1．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

　　管仲重视调查统计，强调掌握基本国情国力的数量方面的重要性。在《管子·幼官篇》中，他主张治国要“明法审数”，即要明晓法律，审查数字。在《管子·七法篇》中，他对“法”的解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器具）量也，谓之法。”尹知章注解说：“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为法。”可见管仲所说的法是指度量衡的法规而言；具体来说，即尺寸要有定制，绳墨要有定规，规矩要有准则，衡石要有标准，斗斛要有定量，角量要有容积，这十二件事是立政者用作度量衡法规的标准的，从而强调既要明晓法规，又要详审数字，如依法规治国，则“举而置之无不行”；32不依法规治国，就要象“左书而右息之”，即“左手为书，右手从而止之，则无时成书矣。”33即永远办不成国家大事。

　　他认为“明法”不是目的，还要在“明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计数，了解国情国力的基本情况，以便决定国策，治国安民。为此，他提出了计数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他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34（尹知章注：凡此十二事必计之以知其数也）。他又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35从而阐述了治理国家大事要想成功，必须掌握反映国情国力的基本数据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国家的一切事物都有轨道，而“轨守其数”，因此要按其轨数办事。据《管子·山国篇》的记载，齐桓公曾问他：“请问官国轨”，即管理国轨（指封建国家的经济立法或轨制）之道，他回答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这就是说，国家的轨道（轨制）包括：田地、人口、国用、人事、货币、乡、县、国家等方面。这些方面的轨道都可以通过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来反映，而通过数据所反映的轨道即称为轨数。不掌握轨数－不掌握一国、一县、一乡的“田若干”、“人若干”等这些基本数字，就不能治理国家。

　　2．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为了按照国轨治理国家，就需要有组织、有系统的进行国情调查，掌握各方面的轨数。因此，管仲拟定了极其详细的国情调查提纲，列于《管子·问篇》。其所列的问题（调查项目）计69项。这些“为国所当察问的”都是有关基本国情国力的调查项目。其中属于人口方面的项目有37项，约占全部项目的2／3，经济项目有25项，约占全部项目的1／3。这些调查项目主要是数量标志（55个），同时辅之以品质标志（7个），体现了数字与情况相结合的特点。现将其全部调查项目列后：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乎?

　　问少壮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嵇也何待?

　　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

　　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

　　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纳税）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债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他国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表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上列诸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规矩），乱乡子弟者有乎?

　　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债券）者几何家?

　　问国之伏利（未开发的资源），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

　　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在军队服役）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适龄青年，已应征入伍）者几何人?

　　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制作用品）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手工劳动）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

　　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

　　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轭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率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佐，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勿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

　　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夫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

　　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阨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就有了这样系统、周密的、具体的国情调查提纲，确属空前创举，在世界统计调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调查研究思想。管仲除了提出上述的国情调查提纲以外，还对齐国的基本国情国力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其内容如下：

　　（1）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

　　（2）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3）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4）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

　　（5）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6）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7）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8）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36。

　　综上所述，可见他的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包括了下列内容：

　　（1）调查地点：包括田野、山泽、国邑、州里、朝廷等地。

　　（2）调查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3）调查方法：采用了采访（行、入、课、听）、观察（视、观、察）、计算（计算、估量）的方法。

　　（4）研究内容：根据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确定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究竟是饥、贫、侈、虚、乱、弱、不行于其民、衰亡之国呢?还是饱、富、俭、实、治、强、行于其民、生存之国。

　　在他的统计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统计工作。例如，派鲍叔、隰朋、宾胥元和宁威四人调查富商蓄贾（大贾）对农民放高利贷的情况；为了实现其“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居民按“士农工商”进行类型分组；根据食盐消费量调查，估算提高盐价后的全国财政收入；提出“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37的统计报告制度；明确提出“春曰书比、夏曰日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38的人口统计问题，即春天登记人口，夏天核实人口，秋天普遍调查人口，登记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等。

　　综上所述，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卓越的统计思想家管仲，他论述了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和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并创造性地进行了统计分组和统计估算。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统计遗产。

　　（二）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

　　统计是一种调查研究，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对统计理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孙武，春秋时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著有《孙子兵法》，及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五篇。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他对调查研究非常重视，其调查研究思想，虽然是涉及军事的，但有普遍的应用意义。

　　1．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孙武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要调查研究，慎重从事。《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时“察”即指调查研究。

　　他认为国君如不调查研究，不了解自己军方的情况，而妄加干涉，必将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命令）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军之事而同（参与）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权谋）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他认为在军事方面不了解情况，不能冒然行事。《军争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2．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部分。孙武鉴于战争的重要性，所以主张调查五事，研究七计，然后作出谁胜谁负的判断。《计篇》：“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真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率孰练?赏罚熟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经之以五事”，是指从道、天、地、将、法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然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在调查五事的基础上，对敌我双方“主熟有道”等七计进行对比分析，判断谁胜谁负。

　　孙武在《形篇》论述了“兵法”，实际上讲的是用兵的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部分。他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日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即：敌对双方土地面积不等，就产生幅员大小的“度”的不同；幅员大小不同，就产生物质资源多少的“量”的不同；物资多少不同，就产生所能动员兵力众寡的“数”的不同，兵力众寡不同，就产生军事力量对比的“称”的不同，力量对比不同，就产生了战争胜负的不同。可见孙武是在调查土地、幅员、物资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判断作战的胜负。

　　3．调查研究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调查研究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从实际出发，事先向了解敌情者作调查。《用间篇》：“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这就是说：明君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事先调查、了解敌情。先知者，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求神问卜去取得，不可靠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来验证。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调查。

　　同时，孙武的调查研究也贯穿了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诸如，奇正、虚实、迂直、强弱、胜败、利害、患利、敌我、众寡、劳逸、饥饱、安动、静哗、进退、治乱、远近、得失、安危及勇怯等等，不胜枚举。他主张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研究问题。例如，《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即明智的将帅研究问题，总是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便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孙子的调查研究思想，到现在仍是科学的真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对我国的统计理论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范蠡的经济循环预测思想

　　范蠡（生卒年不详），曾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约公元前496－前473年），为越国的上将军，使越国曾称霸中原。《史记》说他离越国后，至齐国治产获千万，被任为齐相，后来又辞官散家财，至于陶，自称陶朱公，为天下富翁。

　　他认为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他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39因此他将春秋时期的天文知识与长期的农业丰歉经验相结合，总结出经济循环预测思想。

　　他认为农业的丰歉与太阳（木星）的运行有关，其运行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每年运行所到的年岁用十二地支表示，又将年岁所属地支分别联系其五行属性作周期排列，以子、亥属水，丑、辰、未、戌属土，寅、卯属木，已午属火，中、酉属金。于是得出了他的经济循环思想：“故岁在金，穰（丰年）；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40“太阳（木星）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小丰收），三岁处火则旱。”41他认为农业收获的丰歉受天时变动的影响，大体是六年一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大饥；较小的变动，三年一个循环，掌握了农产品收获的这种规律性，就可以预测谷物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进行商情预测。

　　（四）李悝的统计思想

　　李悝（公元前455一前395年），一说李悝即李克。战国前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家的奠基者。他在魏文侯和武侯时，在魏国任相国，进行社会改革。著有《法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典。

　　他在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农民余粮，到荒年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平抑粮价。在这些经济政策中，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现根据《汉书·食货志》对他的统计思想予以论述。

　　1．统计估算。

　　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这就是说，“尽地力之教”的核心是“治田勤谨”。例如，百里见方的土地有耕地六百万亩，如果治田勤谨，就会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否则就会减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这是古代一种初级阶段的统计估算法，即用比例数估算耕地总数，又用平均每亩增减数估算九百万亩耕地的粮食增减总量。

　　2．农民家计调查。李悝以典型的农民家计调查为例，对其全年的家庭收支进行了具体分析。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薪春秋之祀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通过上述典型的农民家计调查，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

　　第一，通过一个典型农民的家计调查，就基本上可以认识一般农民家计的本质特征：支出大于收入，“农夫常困”。因此，就要影响其生产积极性，产量减少，使籴粮价格非常昂贵。

　　第二，把实物单位（石）与货币单位（钱）结合运用，便于汇总比较，给人们以深刻的认识。

　　第三，创造性地运用了平衡法：收入一支出＝差额，进行了农民家庭的收支分析，做到了有数字、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

　　3．复合分组法的应用与分析。为了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经济问题，李悝根据历年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分组分析，提出了平籴政策。

　　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四倍于常年150石的产量，即600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籴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通过上述复合分组，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为了深入说明研究对象受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发生的综合变化，即需采用复合分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悝还不能采用上列现代复合分组表的形式来研究平籴问题，但其内容实质应该说是与现代复合分组表一致的。当时，李悝已经运用了复合分组的概念，把按“年景”与“收成程度”两个品质标志结合起来进行复合分组，说明籴粮或粜粮的数量，不仅与年景有关，而且还与其收成程度有关，从而提出了他的平籴政策，希望达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统计史上，李悝第一次进行了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家计调查，开典型调查之先河。采用了实物与货币两种计量单位，以利于综合分析；应用了平衡法、估算法与复合分组法。并在其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了数字与情况相结合的统计估算与分析。所有这些卓越的贡献，在世界统计史上应占有一定的位置。

　　顺便指出，有的同志认为，《汉书·食货志》关于李悝的经济“统计”和“核算”部分的记载绝不能予以过高的信任和估计。43我们认为，就其体现的统计思想来说，确有其独创性，绝不能忽略其在世界统计史上应占有的地位。

　　（五）商鞅的统计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初为魏国相国公孙痤的家臣，公孙痤死后，他便带着李悝的《法经》由魏入秦。当时秦孝公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曾下令求贤。商鞅入秦，正好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主持政事的最高长官——左庶长，旋升大良造（相当于别国的相国和将军的地位）。秦孝公二十二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所以一般称他为商鞅。他在秦国实行了长达十八年的变法改革，终于使秦国富强，奠定了后来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秦孝公死后，他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系后人编撰，这本书不仅阐述了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同时也阐述了他的统计思想。

　　1．审数的重要性。

　　在中国统计史上，管仲首先提出了“明法审数”的重要性，商鞅则继而突出地论述了“审数”的重要性。《商君书·算地篇》：“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国失数而国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这就是说，统计数字是国君的治国之术和国家的根本要事。国家没有这种统计数字，国君缺乏这种治国之术，国家就要危乱。现在国君要辟地治民，而没有审查统计数字，臣子要尽心办事，而缺乏这种治国之术，所以国内便有不服法令的人民和不听命令的臣属。

　　2．强国知十三数。商鞅重视调查统计，主张观俗立法，察国事本。《商君书·算地篇》：“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修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为此，他一方面论证了审数的重要性，一方面又特别提出了“强国知十三数”的统计思想。《商君书·去强篇》：“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语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是观察一国国力的基本指标；如果不了解这十三个基本指标，纵然这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难免要日趋衰微。

　　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虽然不及管仲所列举的国情调查项目那样广泛，但他在“十三数”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字，并在秦国实行了人口调查登记，还把它看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数据。所以，胡寄窗认为“在全国经常进行人口调查登记的，商鞅实是历史上的第一人。”44

　　3．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商鞅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商君书·去强篇》：“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商君书·境内篇》又说：“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西周虽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但尚未对“丈夫、女子（成年男女）”以及“出生、死亡”进行经常登记。

　　商鞅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是为秦国的变法图强服务的。他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的基础上，把李悝的《法经》搬到秦国，并根据人口调查登记的资料，编制户籍制度。同时，他认为“胜法之急，莫急于去奸。”45他把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的人通称为“奸民”46，他认为去掉奸民，才能解决“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才能发展生产，使秦国富强。为此，他在编制户籍的基础上，提出了连坐法：“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保的户籍编制），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47他的连坐法，为秦国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推行，用以压迫劳动人民，巩固封建政权。

　　4．统一度量衡制。商鞅变法前，秦国的度量衡制极不统一，不便于综合汇总与比较研究。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在秦国规定了度量衡的进位制度，如规定六尺为步，同时又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制。

　　在现存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商鞅方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个“商鞅方升”原系商鞅发往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作为标准量器的。后来秦始皇又用来作为标准量器颁发到临（县名）。在这量器上刻有商鞅的铭文：“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升的容积为16又1／5立方寸。

　　商鞅建立了秦国统一的度量衡制，不仅解决了统计计算的可比性，便于统计的综合汇总与比较研究，而且对于巩固秦国统一的集权政治、加强国内的经济联系也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商鞅继管仲之后，重视调查统计，强调审数的重要性，提出了变法图强必须掌握的“十三数”，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并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制，使统计计算具有可比性。正是由于他的这些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杰出的统计思想家。

　　（六）其他各家的统计思想

　　1．孔子的统计思想。

　　《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注上说：“主委积仓庾之吏也，不失会计，当直其多少而已”。《说文》对“会”的注：“凡曰会计者，谓合计之也，皆非异义也”。可见这里的会计是指计算（包括统计与会计）而言。原文的意思是：孔子作过管理仓库的官吏，主张包括统计在内的计算要准确，当是多少就是多少。这句话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荀子的统计思想。在《荀子·大略篇》，他说：“智者明于事，达于数”。即明智的人，既要明白事理，又要通晓数字。在《富国篇》，他说：“其于财货取与计数也，须熟尽察”。即在财货收支统计方面，必须熟悉详察。又说：“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即国家的开支，应有数量上的监督，以避免财物的损耗；否则国家将陷于贫弱。可见计数对国家的贫富有重要关系。他还说：“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即治理人民，必须按一定的数据行事，这样就需要量地、计利、计算人力，使人民能胜任工作，其工作能生利，生利足以养民，生产除满足衣、食、用以外，还要有富余，这叫做“称数”，可见荀子非常重视统计调查，做为决策的基础，以达到治民与数据相称的目的。

　　3．墨子的统计思想。墨子直接论述统计思想的很少，但在《墨子》一书中也可以间接反映他的统计思想。例如，《备城门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可见他应用了统计分组法，有丁男、丁女、老、小的人口分组，也有丈夫、丁女的性别分组。《号令篇》：“里中父老、小不举守之事及会计者，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往来”。即敌人攻城时，城中父老、小不担任守御工作或计算工作的人，要组织起来，把城市分为四部，每部设一人为长，盘查往来行人。可见墨子把计算工作（包括统计工作）看作和守御工作同等重要。

　　简短的结论

　　我国先秦时期的统计，由萌芽到政府统计的奠基，逐渐建立了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统计工作，应用了若干统计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阐述了光辉的统计思想。其发展虽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当时的世界统计史上，确已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我国原始社会，产生了一般的计数活动，形成了统计工作的萌芽。结绳记事，不仅产生了简单的总量指标，并且应用了简单的统计分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书契记数代结绳记事而起，发展为一种比较进步的计量方法－以数字为主体的经济记录。

　　在夏商奴隶社会，《禹贡》是一篇反映夏代国势调查的重要文献。记述九州的基本情况，并按土质的优劣把九州的田、赋进行了复合分组。被近代欧洲统计学者誉为是国势统计学最早的萌芽；但以后未能继续发展。

　　商代已初步建立了附属于官僚机构的政府统计组织，形成政府统计的萌芽。殷墟书契记载了许多商代的统计史实，当时在军事、祭祀、田猎等方面，已较广泛地进行了统计工作。

　　西周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统计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统计组织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分散的统计组织。在统计工作方面，职方氏的国势调查，不仅是国势统计学的先驱，并在世界上首先按最小公约数的原理计算了性比例；实行了我国最早的一次人口调查——周宣王料民。在统计方法方面，建立了统计报告制度，应用了分组法与平均数。在统计思想方面，《周易》的统计分组思想，体现了现代统计分组法的基本思想；《周易》的平均数思想，为统计平均数的概念与作用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为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各国之间不断征战。各国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很难完全统一。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有许多涉及统计法规的内容，为后世封建王朝所继承。春秋时期的统计工作，主要有书社制度，人口、土地调查等。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方法，有了一定的进展。战国时期韩、赵、魏、秦等国推行了上计制度即统计报告制度，加强了国君对地方财经的控制，为后代封建王朝所效用；管仲提出了按职业标志划分“士、农、工、商”四个类型组，为旧中国所沿用；孙武根据调查资料对晋国六卿的兴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分析；韩非创参伍分析法，验证实效，发现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统计思想，空前活跃，极一时之盛。管仲提出了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与国情调查研究纲要，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统计遗产。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对统计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范蠡的经济循环预测思想，利用天时变化与农业丰歉之间的关系进行商情预测，比欧美提出这一问题要早两千三百余年。李悝进行农民家计调查，创造性地运用了平衡法，应用了复合分组法，说明了“农夫常困”的原因，并为平籴政策提供了有力数据。商鞅继管仲之后，提出了“审数的重要性”，强国知十三数，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统一度量衡，这都为秦国的变法、富强创造了条件。